香港的審查制度沒有這麼小心翼翼，因此孕育了良好的創作環境，尤其是近些年，流行歌曲的主題趨於多樣化，謝安琪和陳奕迅是其中的代表，《囍帖街》直指香港的街道規劃改造缺乏人性，《還有什麼可以送給你》諷刺女友對男友的過分要求，然而這類批判和暗諷在十幾年前只能是AMK和ANODIZE等地下樂隊的小眾話題。“如果能用音樂來引起社會的關注，通過音樂分享一些正面的訊息給大家，一定是件好事。”
“就創作過程而言，我常用賤形容自己，越是叫我往東，我就越想往西。當大家都做同一類東西時，我就想找一個新的方向。”的確如他所言，1996年陳奕迅剛出道的時候，所有的流行歌曲都逃不出愛恨情仇、悲歡離合，似乎愛情就是亙古不衰的永恆話題，但他卻在首張同名專輯裏用《游離份子》描寫一夜情，用《愛情，幼稚》展現出對於情侶相處學的疑惑。沒過幾年，他又通過《第五個現代化》質疑了科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。
縱然如此，生意大於情意的唱片公司還是要把握商業與興趣的平衡，不能任其自由發揮。“如果公司覺得某一首歌會紅，我也會配合去做，會努力把這個歌的意思詮釋出來。於是當我有自己的喜好和偏愛的時候，公司也會尊重我的意見。反正一張專輯有十幾首歌，完全可以做到讓雙方都滿意。”其實做專輯對陳奕迅來說不是終極目的，專輯之後的演出才是他的興趣所在，甚至彌補唱片當中的不足之處。“現場的聲音不一樣，感覺也不一樣，是一個直接的互動。我覺得編曲如果改一下，比如將原來鋼琴變成現在的風琴，感覺就會很不同。做Live始終是我的最愛。”
《週末畫報》× 陳奕迅
Q：什麼時候開始在專輯或者歌曲裏放進自己的想法，參與自己的意見？
A：應該是從《我的快樂時代》那張專輯開始的，那個時候開始加入自己的意見，跟他們溝通。我最主要的以及永遠的出發點都是我想和誰誰誰合作，現在所有1990年代的製作人我都合作過，下一步就是和1980年代我剛開始懂得聽流行音樂時的那些音樂製作人合作，比如林敏怡、林敏驄、顧家輝、鄭國江。
Q：出道這麼多年，唱了幾百首歌，許多話題都被你訴說過，那麼除此之外是否還有你一直想唱卻至今未唱的主題？
A：婚外情。這是一個很現實的題材，而且已經做好了，黃偉文的詞和Eric Kwok的曲，可是擔心別人會通過我的作品指責婚外情之類的麻煩。其實作為一個歌手，演繹一首歌的時候並不需要擁有相關的經驗，我很幸運有許多機會可以把我沒有經歷過的感覺唱出來，看到歌詞就像看書一樣，你不一定非要經歷過才能體會到。
Q：除了唱歌，你還出演過三十多部電影，請問你對現在的香港電影有什麼看法？
A：我喜歡有品位的東西，但是審美的角度很主觀，每個人有不一樣的品位，從內涵出發的事情是可以培養的。葉念琛執導的講述香港年輕人戀愛關係的《我的最愛》曾遭到了很多負面評價，但我有一次在飛機上看到這部片子的時候很受感動。還有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就像一個時光隧道一樣把你帶回到那樣一段經歷中，你會有所啟發。其實戰爭真的會帶來很多的傷害，戰爭永遠都是雙輸的。所以不要動粗，和諧真的很重要。
Q：新專輯當中有一首歌叫做《Allegro Opus 3.3 am》，提到了許多香港詞人，也歸納了他們的特點。能否從你的個人角度而言，談談那些與你經常合作的詞人？
A：林夕的詞視野寬闊，常常一上來就是唐詩宋詞，但說一些社會現象時卻是字字犀利。他的知識很廣博，很瞭解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、文化背景，也很清楚人性。相比之下，黃偉文用字就淺白得多，但你覺得那種感覺很到位，也很容易產生共鳴，《活躍症》和《沖口而出》都是完全在寫我的，我和黃偉文有一些地方比較像。周耀輝寫的歌詞雖然很多也是情歌，但角度完全不同于林夕和黃偉文，他常常會帶有很多疑問性的話，比如《第五個現代化》，他將愛情形容為第五個現代化，字裏行間一直在質疑愛情能否被現代化的問題。還有這張專輯的《今天只做一件事》也很有意思，香港那麼繁忙，匆匆來匆匆走，有可能每天只做一件事嗎？他的歌詞其實很深刻，讓人可以繼續思考的空間很大。
Q：在國內KTV點唱的時候，你的歌點擊率最高的還是《十年》、《K歌之王》這些老歌，時過境遷，現在你怎麼看待這些作品？
A：以前覺得唱這些歌會很膩，尤其是放伴奏帶的時候，完全沒變化，也沒新意，但我後來提醒自己要專業一點，還是要把它當作一個新的歌來唱。現在再唱的時候，我會有意調整，比如先唱一首《沙龍》，再唱《十年》，心情就會好一些，因為剛剛爽過了，於是就能平衡。
《週末畫報》 採訪/撰文 李牛牛 人物攝影 劉一緯 圖片後期 司成毅
不見得近年歌曲題材變多樣了－－反而少了。
衛道之膠越多越多，以前《低等動物》如此露骨也不見得有noise，今日《裙下之臣》用A腔寫B事，就一堆衛道膠跳出來說你講A還要各大電台熱播教壞細路。
内地连Allegro都删，演唱会一定要唱烟味，世道不济……